映象新闻

谚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其三，在民事、经济及一般刑事案中，凡是涉及民众与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事业之间的诉讼，原被告中有一方或者双方坚持主张须有陪审员参审，则不论判决胜诉或败诉，这一方或者双方均须按照一定比例（比如民一官九），向法院交付陪审及管理费。况且，如今要遏制民间仇官、仇富情绪的恶性蔓延，勉强维持社会和谐的状态，可谓时不我待。

届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旦法官被举报查实，在法官惩处条例制定以后仍然严重违纪或违法，则参照境外司法界的经验，该法官不但或者遭到纪律处分或者追究刑责，而且原先累积的优厚的退休以后收入待遇也一律取消。然而，相对的社会公正还是应该而且可以勉力做到的。访民与日俱增，是社会不公正的结果，也是司法不公正在社会层面的直接体现。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海啸冲垮了一座核电站，可能发生的核泄漏在日本尚未引起社会震动，却在遥远的中国引发了一场社会骚乱。

何况，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源远流长，对此，古有明训。至于美国利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在财政捉襟见肘之日，可以加速印制美钞，作为纾困应急之计，人所共知，此处不赘。[34]我们可以从中推知，在萨维尼看来，从注释到体系的媒介性因素是某些能够描述规则之间内在关联或者能够昭显其共同价值理念的概念。

总的来看，由于哲学性这个概念本身的含义比较模糊，所以在1802/1803年的法学方法论课程中，萨维尼对法学是一门哲学性（体系性）科学这条原则的阐述在逻辑上显得不是那么清晰，我们只能通过对文本的体系解释外加一定的推断才能大致勾勒出他的思想理路。[28]在萨维尼看来，作为一门科学的法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法律规则进行逐条注释的层面上，应当在准确注释的基础上对法的体系进行阐述。受人之鱼，不如受人之渔。以下这两句话可以算是对该原则最完整的诠释：应当把立法分解为一些单个的要素并且依据其精神在真正的内在关联中进行论述，由此，可以按照某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序列提出一个通过此种研究所发现的体系。

两种研究的主要观念是一样的，只不过具体做法不同而已。[31]由于萨维尼把古罗马法视为法源，所以对法律规则进行语文性的注释就等于对罗马法的历史文本进行注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法的注释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历史性的研究，正因为如此，萨维尼才会在其1802/1803年讲义中把历史性科学与哲学性科学相统一的原则表述为注释因素与体系因素相结合原则。

从格林笔记第一部分第三章法学的体系性研究的记载看，两条原则的结合是否成功似乎与法学家对概念的处理以及对体系性的理解有一定的关系。在整个18世纪，德国法学界一直处于理性（自然）法学的统治之下，1756年的《巴伐利亚民法典》与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ALR）》就是理性（自然）法学的产物。他发现，在很早以前，哲学就已经开始影响法学，但大多数只影响法的形式方面，比如1679年劳特巴赫（Lauterbach）的内、外因理论。这种研究是绝对不可欠缺的，尤其是对于优士丁尼的立法，因为每个立法或多或少都是先前立法史的结果。

[23]Savigny, a.a.O., S.171-173, Nachschrift Jacob Grimm.[24]Savigny, a.a.O., S.173, Nachschrift Jacob Grimm.[25]Savigny, a.a.O., S.159, Nachschrift Jacob Grimm.[26]Savigny, a.a.O., S.160-161, Nachschrift Jacob Grimm.[27]Savigny, a.a.O., S.216.[28]Savigny, a.a.O., S.224.[29]Savigny, a.a.O., S.251, Einleitung zu den Pandekten 1811.[30]Savigny, a.a.O., S.92.[31]Savigny, a.a.O., S.142.[32]Savigny, a.a.O., S.141-142.[33]Savigny, a.a.O., S.142.[34]Savigny, a.a.O., S.160-161.[35]Savigny, a.a.O., S.142.[36]Savigny, a.a.O., S.216.[37]Savigny, a.a.O., S.143.[38]Franz Wieacker, a.a.O., S.386.[39]Franz Wieacker, a.a.O., S.381.[40]这是近代启蒙主义者共同的思想倾向，萨维尼对这些启蒙主义者及其革命性的立法主张比较反感，参见[德]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朱岩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所有关于那些客观产生的东西的知识被人们称为历史知识，由此可见，立法科学（法学）[3]的全部特征在于历史性。[32]当然，这两条原则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叠加。我们从中能够学到什么？一百多年来，中国也在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继受域外法，主要是根源于罗马法的欧陆法。

在这方面，萨维尼比较赞赏费希特。在第一部分，萨维尼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其一，法学是一门历史性的科学（historische Wissenschaft）。

体系化研究的固有任务是：阐述、揭示概念、规则之间内在关联与亲缘关系（Verwandschaft），一个概念或规则是如何从其他概念、规则中产生的，是如何由其他概念、规则确定或被其更改。所有以这种方式对法学进行哲学式研究的努力不久之后就被遗忘并遭到嘲笑，而历史研究则受到尊重。

这种研究与传统意义上的法学研究有所不同，其目的更多的是政治批判，而不是用于指导法律实践。这种简单的学科嫁接对法学的发展无所助益。按照格林笔记的记载，萨维尼认为，法的历史性研究以另一种研究为前提：从注释出发并将其整合成一个体系。学术成就不仅取决于天赋与勤奋，而且更多地取决于第三种因素，那就是方法。另见薛军：《蒂堡对萨维尼的论战及其历史遗产》，载徐国栋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9页。这些与中国本土法存在巨大差异的外来法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法律史的主流——至少在制度层面上是如此。

按照雅各布？格林的记录，萨维尼对于这条原则的论证理路是这样的：国家存在的必要性在于把某种东西置于个人之间，使得个人意志的支配力能够相互限制……对于某一个体的自由意志的限制并不取决于他人的意志，而是应该由某个第三人决定这种限制的程度。体系是解释的目标，解释是体系的基础。

萨维尼认为，在这方面，胡果的《罗马法史教科书》是一部很好的典范。[1]此后，其余资料陆续被发现，由阿尔多？马扎卡内（Aldo Mazzacane）于1993年汇编出版，并于2004年修订再版。

在一个限定的时点上，这种绝对知识如何可能？借助于在其特有的限定性中进行认识、理解、阐述。在这方面，萨维尼表现出强烈的古典主义倾向，这种古典主义的学术旨趣被后世的法史学家称为第二次人文主义[18]——相对于16世纪法国的人文主义法学而言。

按照他的看法，以法为对象的哲学性研究在性质上更倾向于政治哲学，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费希特与孟德斯鸠著述的洞察中得到映证。2、体系视角，依据概念、规则的内在关联，把立法的内容当作一个共时性的整体进行考察。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能长期完全依靠进口，同样，一个国家的法律也不能长期依赖于移植。对于在18世纪成为显学的自然法学，萨维尼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反感，他觉得无论是法学式的自然法还是哲学式的自然法都是故弄玄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格从笔记中有一段话对于法的历史性的论述更为直接：在法学中有很多东西如果不借助于相应的历史基础知识将会无法理解。这条原则是萨维尼通过对法的属性进行深度观察而获得的关于法的基本认识或者说基本观念，正是以这种认识为基础，萨维尼主张用体系化方法来研究法律并在这个方面取得巨大学术成就。

萨维尼这个观点是有针对性的。[24]在谈到法学与政治之关系的时候，萨维尼认为可以如下方式论述法学：对立法及其实效进行比较，以此为基础对政治准则进行评判。

即便没有自然法学，法学研究也会同样出色，在没有哲学研究或只有极少量研究的时代，以及在目前人们不再把法学看作哲学的情况下，法学也能繁荣昌盛。[30]如前所述，这个时期萨维尼所谓的哲学性与体系性是同义的，问题是注释因素与历史是什么关系。

萨维尼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开始他的学术生涯。他认为，解释涉及单个法条的考察，也可以说涉及多样性，然而，民法的任务是统一的，那就是对市民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完整的界定，基于这种任务的统一性，所有的民法都是内在关联的，以每个权利为基础构成一个体系。萨维尼1803年出版的成名作《占有法（Das Recht des Besitzes）》就是历史方法、语文学方法与体系方法完美结合的经典，维亚克称之为现代法释义学的开路者。事实上，萨维尼真正批判的是那种对法学与哲学的关系作简单化处理的研究风格——把实在法学嫁接到既有的哲学基础知识与原理之上。

在此后的法学方法论讲义中，萨维尼很少使用哲学性这个概念来表达其法学方法论第二条原则，取而代之的是体系性、体系视角、体系方法。在格林笔记中，萨维尼在论证法学的语文学属性时，曾经对那种在现有法律（理论）之外另辟蹊径，开创一个实践性法律体系的做法提出批评，[17]其意图即在于捍卫罗马法的正统地位。

[26]如前所述，萨维尼把法律史分为外部法律史与内部法律史，前者把法律史视为国家史或民族史的一部分，主要关注法律如何在与其他政治或社会因素的相互关联中获得发展。在哲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

法学式的自然法学对历史文本相对更关注一些，哲学式的自然法学更为空洞贫乏。[12]萨维尼对那个时代的很多法学家的方法提出批评，尤其是蒂堡——他混淆了历史与偶然，研究方法过于任意性